當然，我們現在也面臨著怎么樣更多的使用移動互聯網的技術，使得傳統出版和移動互聯網能更好的鏈接起來，有些東西“互聯網＋”，是互聯網需要我們做，有些是我們要“＋互聯網”，使其傳播更好。內容還是我們的核心問題。我就說到這里，謝謝大家。
　　
　　李沁：好，謝謝聶先生，我理解您說技術的存在，同時又不能被這個技術牽著走，要堅守我們媒體人，傳統媒體人一些固有的主動性的一些思維。
　　
　　聶震寧：對，我再補充一句，“互聯網＋”不是技術牽著我們走，是一種文化牽著我們走，是一種文化。由技術主義造成的一種文化，這種文化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自由，同時也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人類傳播永遠需要有自由和確定性，這兩個東西。
　　
　　6.提問和回答：技術與文化建設
　　
　　李沁：對，可能是文化加上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在這樣一種生活方式之下，傳統媒體人如何首先保證自己的生存，不要被這樣的文化給淘汰了；同時又如何在這個里面把握自己的主動性。從這點來說，就是迎接挑戰，非常的困難，同時也正體現了我們的智慧。
　　
　　在座的今天三位媒體大咖，我們已經聽了他們的初步的分享，下面應該把時間是給咱們嘉賓和在座的聽眾，可以有嘉賓之間，各位肯定有相同的觀點，和不同的觀點是吧，有這個分歧可以來進行爭論。另外我們也希望這個聽眾之間，可以進行一些互動。提問時間是5到10分鐘，聽眾朋友可以直接跟您想問的嘉賓提問。
　　
　　其實我倒是有一個問題，剛才也說到，在座的三位在一起非常難得，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共識，但是畢竟是同行，同行是不是都有一些競爭，競爭和之間的合作，在面臨著互聯網共同的挑戰的時候，我們有一些什么樣的可以共同來做的事情，來進行合作？
　　
　　聶震寧：對于我們出版業來說，我們更希望跟他們合作，他們更多的是發布信息。
　　
　　李沁：宣傳是吧。
　　
　　聶震寧：影響輿論、引導讀者，出版業需要的是找到讀者，有了移動互聯網，有了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對出版業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李沁：那您愿意免費的提供這樣的宣傳服務嗎？現在很多的媒體自己也在轉型做出版了。
　　
　　周志興：我也做過出版社，我是中央文獻出版社創辦人之一，后來做了它的副社長，我對現在還在做出版的人，充滿崇敬的感覺，因為現在的出版實在是太難做了。1993年的時候，我曾經做了有三本書，每本書都給我們賺了很多錢，一本是《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本是《周恩來畫冊》，一本《畫冊》，每本書的盈利都在一百萬以上，那時候賺錢相對容易一些，現在我認為太難了。作為互聯網來說非常愿意和現在的出版業來合作，我的《》雜志也是一個類似出版物的、做深度東西的，我們也在做這種融合，所以我非常愿意。但是我想有一個問題，現在互聯網因為門檻相對低一點，據說北京就有20萬家網站，很多網站都分得非常細的，哪些網站適合哪些人來閱讀，我認為這個可能要有一個分析的過程。
　　
　　李沁：謝謝，以前咱們說是想害死一個朋友，你讓他去辦雜志吧；現在說是讓他去辦網站吧，甚至開一個公號吧。新媒體現在壓力競爭也是越來越大了，越來越艱難了，但您剛才也提到了，其實讀者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就是受眾導向。在新媒體當中，究竟起一個多大的一個作用？剛才三位都講到了，就是如何受受眾的影響，又不受受眾的影響？我想聽聽丁偉先生的意見，您在這方面好像沒有展開。
　　
　　丁偉：大家都說互聯網思維，互聯網思維一個很重要特點就是“互聯網至上，用戶”，用戶，和這個傳者和受者的關系，和原來相比互動性更強。報紙上一篇報道，可能它的受眾反饋是間接的；在微博和微信上，或者是移動端上，它是很直接的，某種意義上講，傳者和受者是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有這么幾個意思，一個是信息傳播共同體，你的傳播過程，原來是你自己說，單向傳播，現在變成交互式的雙向傳播，你的跟貼，微博微信后面那個跟貼留言，也是整個傳播的一個過程、傳播的內容，所以說是一個信息傳播的共同體。再一個共同體就是價值的共同體，價值共同體就是表達觀點，這個觀點的交流、交融、交鋒，在這個過程中你有時候擴大分歧了，掌握不好是擴大分歧，弄好了之后是增進共識，它也是一個觀點的共同體。同時還是一個情感共同體，就是這個溝通情感，傳遞情感。
　　
　　還可能再往前一步，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就是，你將來的盈利模式，可能建立在用戶基礎之上，首先你說你的盈利能力強，如果沒有海量的用戶支撐，沒有很大的用戶規模的話，這個盈利模式建立不起來；所以必須有一定數量的用戶，把你的盈利模式托起來。同時你有的盈利模式，可以和用戶共同建立，比如說我見過一種廣告的新樣式，他把廣告放在上面，然后按照點擊率給它排序，受眾看的越多的廣告，它就排序越靠前，廣告商付費的時候呢，是按照你的點擊量來付費的；要峰頂，比如說點擊一千萬，那么你這個廣告商，做廣告的掏一千萬塊錢；可以越高，付的越多，當然也可以設一個峰頂。所以長遠看，它還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用戶或者受眾，對于無論傳統媒體來說，還是自媒體來說是十分關鍵的，所以我們應該樹立用戶的意識。
　　
　　當然也不能被用戶牽著走，不能迎合他，這個是任何——特別是主流媒體應該堅持的一點，迎合終贏得的是短暫的一種跟隨或者認同，但不是長久的價值觀層面的追隨和認同。
　　
　　李沁：好的，謝謝丁先生，您請問。
　　
　　聽眾提問：謝謝三位專家精彩的演講，尤其我對聶總后提出的問題很感興趣。聶總跟我認識很多年了，也大概兩年沒見面，非常高興今天見到你，非常精彩的演講，“互聯網＋”和“＋互聯網”，我覺得聶總提出的問題，主要的就是新媒體今后的一個發展路徑，到底是一個文化主導驅動，還是一個技術主導驅動？我不知道我這個概括和理解是不是更準確，這是我的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們現在一定要面對現實，有的時候要拋開傳統媒體的立場。聶總到過我們公司，跟我有多年的個人交流，我做了大量的調研，現在不要說是90后、00后，基本上80后跟傳統媒體是絕緣了，如果問一下他們中有多少人，一百個人有多少人看過《人民日報》，他們一百個人回答我，他們不看，全部不看。而《人民日報》本身是由我過去所在的公司，推動整個移動媒體運營的；所以這里頭非常重要的就是新一代人，他們的思維活動、認知方式，和他們知識的建構，以及他們對文化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我想提的第二個問題，在我們承認新媒體不可或缺的、和不可避免的技術屬性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面對這么一個問題，新媒體自身它是否具有文化屬性？這是我的第二個問題。
　　
　　我的第三個問題，如果說新媒體具有文化屬性，那么新媒體文化屬性重要的屬性是什么？我向聶總毫不客氣問三個問題，想向您請教，也想向周老師和丁偉先生請教。
　　
　　李沁：您問的三個都是大問題，但是因為時間有限，聶總就簡要回答吧。
　　
　　聶震寧：簡要回答，謝謝李總，多時不見，沒想到你在理論上修養不斷在提高。我覺得是這樣，剛才李沁也說到了，是技術還是文化建設的問題。我認為技術本身也是一種文化，所謂文化就是一種生存方式。但技術主義的這樣一個傳播價值觀，會有問題的，因為不能夠因為有技術，所以我想傳什么就傳什么，我們還有社會責任，還有媒體人的使命。所以我覺得，首先就是一種文化，是技術主義的文化，還是內容主義的文化，咱們就這么說吧，姑且用不健全的、不完整的、不準確的概念說，一個是內容主義，一個是技術主義，我認為應該是內容主義的，技術的支撐和融合；我覺得這是一。同時，技術主義帶來的文化的變化，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氣象，我們應該更多的融合吸納，形成我們的新的傳媒文化，而不是固有的不合時宜的這種傳播，一種理念。
　　
　　關于年輕人看不看《人民日報》，我覺得他現在是介質還是一個形態，事實上假如《人民日報》有一些短論，有一些重要新聞，是《人民日報》發布，他也得上人民網去點，《人民日報》本身它有APP，還有很多東西，年輕人讀的不是報紙，但讀的還是《人民日報》的內容，這一點丁偉先生應該知道。
　　
　　丁偉：我補充一點情況，您說的情況的確存在，我在接觸一些在校大學生的時候，他們也是不讀《人民日報》的，沒有讀報的，讀報的都很少。但怎么看待這個問題，我們從2012年辦《人民日報》的微博開始，或者再早一些從1997年人民網的創辦開始，我倒覺得不必要太擔憂這個問題，我們常講報紙報紙是兩個字，是一個“報”一個“紙”，這個“紙”是一個介質，或者載體，也許將來有一種情況，這個“紙”將消失，但“報”將永存，就是這個介質沒有了，但它上面的內容，通過其它的渠道、電子的渠道傳播出去了。我曾經做過一個調查，《人民日報》的微博、微信、客戶端，大概現在，比如說在北京大學，大概有60%左右的人看過《人民日報》的微博，大概有50%到60%的人看過《人民日報》的微信，40%到50%的人看過《人民日報》的客戶端，他是通過這些渠道來接近黨報。我不是說悲觀，而是覺得很欣慰，或者很高興，《人民日報》這四個字和年輕一代、和80后90后一代重新發生了鏈接，這是做新媒體，我認為是有意義的一件事情，一度中斷的鏈接重新恢復了，這個意義，還有比這更大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