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中國 關注人物】技術的創新在不斷地“刷新”著傳媒的體態，如何盡可能地做到對技術的“運籌帷幄”，讓技術為“我們”所用，這個探討，我們一直在進行中。浙報集團作為報業融合轉型的典型代表，從集聚資本和互聯網資源開始，完成了一套互聯網化的技術演進規劃，對于近來炙手可熱的人工智能技術，浙報集團有怎么的技術先知和戰略先行？
　　
　　訪談嘉賓：蔣純，浙報集團總工程師、傳媒夢工場CEO
　　
　　記者：浙報集團目前是否涉及人工智能范疇的技術應用、研究、開發？對人工智能相關技術的關注點有哪些？
　　
　　蔣純：先說個情況，一些技術名詞，現在被濫用的厲害。比如“大數據”一詞，有些公司或者單位拿著幾十GB級別的數據就說是大數據，這其實談不上是大數據。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一些概念，也在被泛化。還有近媒體圈比較熱鬧的機器人寫作，目前實際上還處在“數據挖掘”階段，而非真正的人工智能。
　　
　　所以，回到你問的問題，嚴格按照學術意義上的術語來說，應該是浙報集團有沒有利用“數據挖掘”技術做一些應用研發？實際上是有的，浙報集團綜合幾年來的經驗和資源，制訂了“媒立方——融媒體傳播服務平臺”的規劃，分為三個子系統：內容數據倉庫、用戶數據倉庫、新媒體云服務平臺。
　　
　　而和所謂人工智能相關的，是內容數據倉庫，或者說是“內容數據挖掘”技術，通過對內容進行語義識別、分詞識別，盡量做到讓機器（程序）理解內容，再通過挖掘技術汲取內容要點。目前主要包括幾個部分：
　　
　　一是新聞和輿情熱點自動化分析系統，挖掘展現近期周邊新聞和輿情熱點及熱點預警、新聞事件提示，為記者選題、編前會等工作提供支持。二是適應于新媒體的采編系統。提供內容數據挖掘為基礎的采訪背景知識庫支撐，支撐半自動化的計算機輔助寫稿。三是稿件的影響力評估系統，充分利用集團這幾年在社會化傳播形勢下輿論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構建新媒體影響力評估模型，對稿件的影響力和傳播質量、針對特定新聞事件的社會化輿情反饋及輿論引導效果作客觀數據的研判，以便在新媒體形勢下形成新聞傳播方面的閉環。
　　
　　關于機器寫作，其實沒有那么神秘，目前也還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主要還是內容數據挖掘。
　　
　　記者：技術的創新主要會在具體哪些方向發力未來新聞？尤其，包括生物傳感技術在內的傳感科技，將會給傳媒業帶來哪些變化？
　　
　　蔣純：我一直提倡媒體單位的技術創新，不應該只是單純的拓展技術邊界的創新，而應該是一個以技術進步，續支撐推動媒體內容生產和傳播、經營創新的過程。所以，媒體的技術創新不是盲目地追求和開發新的技術，而是首先要基于對媒體在互聯網時代發展趨勢洞察。
　　
　　而技術創新應該遵循一定的邏輯，即提高內容與用戶之間的連接效率，降低信息溝通和分析的成本。
　　
　　包括生物傳感技術、數據挖掘技術、算法等在內的人工智能技術，對傳播情況的監控評估、采編過程中的智能化、人機結合交互都變的不僅可能，而且重要。
　　
　　記者：目前我們所用的“大數據”大多是線上數據，還有很多線下數據尤其是用戶的線下數據，作為一種珍貴資源仍未被開采。生物傳感技術會不會成為獲取用戶線下數據的重要手段？
　　
　　蔣純：大數據這棟大樓是在互聯網發展的基礎上逐漸建立起來的，的確，線下有大量的數據未被信息化、信息未被數據化。其實哪怕是在美國這樣數字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也沒有完全信息化。在滴滴出行未出現之前，我們對出租車的路上信息一無所知，但是隨著互聯網+戰略的進一步深入推行，傳統產業在不斷地被互聯網化，我們身邊的所有東西也都會被數字化，原本未被開采的線下數據慢慢地都會被開采。生物傳感技術是獲取人的線下數據的手段之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選項。
　　
　　記者：在傳媒界，有一種恐慌叫做“機器人寫作將會取代傳統記者”，對此，您怎么看？
　　
　　蔣純：在科技領域，比爾蓋茨有句話大概是這樣說的，人們往往容易高估一項技術在兩年之內的影響，而低估它在五年之內的影響。目前來看，對于虛擬現實、人工智能技術，我們一定是高估了它在兩年之內的影響，也很可能低估了它在五年之內的進化和影響。“技術是一種生命體”，未來的技術也將更快的出現，我們要做的是順勢而為，與技術一起“進化”。
　　
　　比如早年農民要靠自己拿鋤頭去翻地，有了拖拉機之后，這塊工作，確實是“被機器替代”了，如果一個人只會翻地，那這個意義上來說，機器替代了人。但是我們都知道，人真正被替代了嗎？沒有。人去開拖拉機了。你這個問題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只看一些機器可以取代的簡單重復勞動，模板化的文字，人確實會被替代。但是人應該去做更加的事情，去駕馭機器，把自己解放出來。就像KK近所說的，今后提出問題的能力會更重要。人可以做提出問題的事情，讓機器去解決。這是從深度角度來看；從廣度角度來看，如孫正義在去年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所說，2020年每個人都會有一千個連接，這意味著信息通路是無數的，這需要人去不斷地填滿它。所以，人今后要做的事情，要駕馭的傳播載體非常多，需要開創的空間非常大，把一些底層的工作交給機器，其實是有利于人在真正需要發揮創造性作用的地方去發揮。
　　
　　記者：AI復始，在傳媒領域，人工智能將扮演怎樣的角色？
　　
　　蔣純：基于以上所說，我認為人工智能在傳媒中扮演的是一個“外腦”的角色。
　　
　　基于所謂的“大數據”的數據挖掘特別是內容數據挖掘技術的發展，催生了智能化采編系統的出現，大大延伸了記者的采編能力，成為了采編人員的一個“外腦”，幫助記者更地處理信息爆炸時代浩如煙海的信息，也讓編輯記者更準確地評估傳播效果和輿情態勢。
　　
　　記者：站在風口和潮流中的努力才有意義，知道趨勢的行為才有價值。對于新的技術趨勢，媒體或媒體人如何把握？
　　
　　蔣純：今后的媒體，將面臨著因增強現實（AR）、虛擬現實（VR）這樣的技術手段進步而帶來的表達方式，因物聯網、大屏技術而發展造成的媒體觸點無處不在這樣令人炫目的發展前景。
　　
　　新的技術趨勢確實需要媒體人準確把握，也固然重要，但技術背后的媒體創作邏輯始終不可忽視，切記陷入了技術的海洋，而丟了內容的本質。
　　
　　記者：如何看待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用戶的定制化生產以及個性化傳播？
　　
　　蔣純：我個人并不是很贊成把個性化生產這件事抬得太高。
　　
　　個性化的信息推送是有一定價值，但人的興趣是多維度的，只是基于用戶的一些閱讀行為進行的個性化推送，會變成一種反復加強的正反饋，慢慢會變得越來越窄，其實這樣的結果用戶也不一定會喜歡。另外，這會讓用戶永遠聽到自己順耳的聲音，看到符合自己胃口的論調，和自己同樣的人唱和，從而進一步強化自己的主觀觀點，這其實會割裂社會，某種意義上也違背了媒體需要客觀中立去傳播信息，傳遞不同的聲音這樣一種天職，所以很可能是不對的。其實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這種所謂的智能化策略還可能被類似競價排名這樣的商業利益綁架，這就更不好了。其他很多的技術也是一樣。技術是工具，怎么用取決于人的想法。在追求技術進步的同時，如何謹守媒體職責，確保符合新聞倫理，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