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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智能制造網 行業動態】智慧城市產業從2010年預熱開始，在彈指一揮之間，于2017年迎來全新發展階段。未來，智慧城市的業務發展將更為廣闊，需要各種核心的競爭能力，核心能力可能是設計咨詢集成能力、也可能是核心技術和產品、運營服務商業模式都可能成為智慧城市的核心業務能力。
標準制定有序推進 新型智慧城市發展迎東風
根據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我國100%的副省級以上城市、87%的地級以上城市提出智慧城市計劃，前三批智慧城市試點共簽約311個城市，重點項目簽約總量超過4000個。在未來，智慧城市的業務發展將更為廣闊，需要各種核心的競爭能力，核心能力可能是設計咨詢集成能力、也可能是核心技術和產品、運營服務商業模式都可能成為智慧城市的核心業務能力。
智慧城市產業從2010年預熱開始，在彈指一揮之間，于2017年迎來全新發展階段。與此同時，在國家新型城鎮化部署、兩化融合、一帶一路以及推進城鎮化的總體布局與方向影響下，智慧城市群建設進入新時代，而且在自身的演進中具備了符合時代需求的“新形象”，它即是被業界所關注的“新型智慧城市”。
“新型智慧城市”之所以能吸引到全行業眼光，其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有著直接的關系。
智慧城市在成長中孕育標準
事實上，在相關城市發展報告中不止一次的強調，“新型智慧城市”是以為民服務全程全時、城市治理有序、數據開放共融共享、經濟發展綠色開源、網絡空間安全清朗為主要目標，通過體系規劃、信息主導、改革創新，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城市現代化深度融合、實現國家與城市的協調發展。
也正是基于這樣明確的發展基調，“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無疑迎來了的發展機遇。國外如新加坡智慧國計劃，韓國U-City計劃等；2012年到2015年我國先后公布了三批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名單；而十三五期間，我國還將陸續推出100個新型“智慧城市”試點。
在這一重大的歷史機遇面前，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的先行者們已然胸有成竹，就在9月舉辦的第四屆中國智慧城市()創新大會期間，“新型智慧城市標準化大會”也隨之同步成功召開，并正式發布了總體組研究成果《新型智慧城市評價指標應用實施報告》。
由此，一套清晰可見的新型智慧城市發展參考標準、應用實踐體系以及實施內容應運而生。
“創新、統籌、示范、對接……”，作為新型智慧城市標準化大會的主辦方--國家智慧城市標準化總體組不斷在這一龐大而精細的系統化城市建設體系中，努力協調著各個領域、各個環節的工作，力圖運用標準的力量促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和可持續發展。
事實上，自2014年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宣布成立國家智慧城市標準化協調推進組、總體組和專家咨詢組以來，以上工作小組的收獲有目共睹，成績斐然。
而令業界關注的依然是新型智慧城市的標準如何定義以及如何借機發揮出它應用的價值。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計算機學院院長呂衛鋒教授，同時身兼國家智慧城市標準化總體組(以下簡稱總體組)組長一職。在他的眼中，從初的智慧城市1.0到新型智慧城市，兩個階段都在順應時代的發展，不斷根據城市的成長法則快速進化，而目前城市的“智慧化”健康發展階段令城市管理者以及民眾深感欣喜。
據悉，國內在建設智慧城市過程中，有些城市圍繞創新推進智慧城市建設，提出像“智慧南京”、“智慧佛山”等具有鮮明城市標簽的示范；而更多的城市則是圍繞各自城市發展的戰略需要，選擇相應的突破重點，提出了“數字南昌”、“健康重慶”、“生態沈陽”等目標，從而愈發體現出新型智慧城市對于民生幸福感的核心發展目標。
既然有發展，就必須有標準的參照，這種必要性以及標準的存在價值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新型智慧城市的“度量尺”即在于此，發揮于此。
呂衛鋒對于新型智慧城市的發展及標準有著一套“組長”式的見解，他的觀點有支撐，說明有依據，且論調顯。首先，在他看來，智慧城市發展到今天，其“智慧”并非靠建設，而是從發展、運營、服務演進而來。
“如果聚焦城市‘長’智慧的過程，技術與機制創新在其中發揮的作用為關鍵”。呂衛鋒補充，“加上與城市自身特點適配的發展方向，三者有機的融合在一起才會體現出健康的發展態勢。”
回顧過去，我國智慧城市建設即經歷了萌芽期、推進期之后，進而邁入當前的健康發展期。我國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節點始于2010年，在此之前智慧城市建設處于萌芽階段。繼2010年寧波市在政府的全面推動下實施智慧城市建設以來，其他城市紛紛效仿，智慧城市在我國的建設風生水起，不少城市提出了具體的建設目標和行動方案。
而到了“十三五”階段，甚至有些地區把智慧城市建設升級到了城市戰略規劃中，如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深圳、武漢、株洲、佛山等。截止2016年初，全國已經有597個相關試點智慧城市在結合自身的發展特點探索和進步。
那么，如何將呂衛鋒所提及的創新技術、創新機制以及與城市適配的發展方向科學的串聯起來？且為不同類型城市起到引導借鑒作用？顯然，智慧城市的標準化以及評價指標研制及實施則成為了重中之重。
呂衛鋒總結，智慧城市的標準化推進有著三個重要價值：一是統一業界對智慧城市發展的認識，這其中需要國家牽頭，企業參與，共同制定標準的模型和手段，各方的真知灼見與實踐經驗將發揮出其應用的參考價值；二是讓智慧城市的‘神經’網絡實現統一、協作，即通過聯接與交互將不同的應用、設備在智慧城市的大腦與肢體之間形成高度響應的機體；三是能夠通過標準的力量，吸引到一大批創新企業實現智慧城市合作生態的繁榮，參與到先進的理念打造中，從而為業界提供更為價值的實踐思路。
在智慧城市標準化推進工作中，目前呂衛鋒所在的標準化協調推進組正緊緊圍繞智慧城市頂層設計路徑、評價指標體系以及數據融合建設三大重點工作，加速推進著智慧城市標準化進程的前進。
其中，智慧城市的數據融合標準將重點與前文所提到的聯接神經，即網絡管道相互綁定，真正實現城市信息化的數據“血液”在網絡神經管道中感知外部世界的應用需求，讓城市智慧發散到更為深層的領域中。
汲取生態力量傾聽生態聲音
“在智慧城市標準化推進中，以華為、中國電科、神州數碼為代表的企業積極投入進來，為標準化及評價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資源與助力。”呂衛鋒強調，特別是處在新型智慧城市的發展階段，更離不開全行業合作伙伴的參與，因為大量的基礎建設工作、頂層規劃工作以及評價工作都來源于企業伙伴的經驗。
例如，全聯接能力是智慧城市數字經濟基礎，同時也是華為致力打造的智慧城市建設方案。智慧城市離不開聯接，特別是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連接，華為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使其成為一個生態鏈，通過“一云，二網，三平臺”實現智慧城市的建設實施。并從各種智慧應用的運營中心、指揮中心、決策中心，上傳到城市運營管理平臺，通過平臺再傳遞給城市通信網、物聯網。
未來三年，華為將斥巨資建設OpenLab，實現“平臺+生態”戰略的各區域落地。目前在新加坡、慕尼黑、蘇州等地紛紛落地。OPenLab的建立可快速實現智慧城市平臺與生態的對接，加速信息相互傳遞。
落地上，從華為在深圳龍崗的實踐為例：華為從政務，警務，消防，教育，交通，醫療等方面著手，使資源協調效率提高60%；“一窗一號一網”的實現，將等候時間縮短50%，即辦率提高29%。以在敦煌開展智慧旅游為例：旺季提高服務質量，淡季提高客流量，服務人員力節省20%，客戶滿意度卻上升了60%。所有這些落地實踐都為新型智慧城市的標準化推進提供了鮮活的參考。
那么，新型智慧城市評價標準的參照還哪些重要方面呢？
"十三五"期間，提出要建設新型智慧城市，推進整個社會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基于這個核心要點，新型智慧城市的信息化建設的投入和規模的目標不是規模，而是效果。
“所以，我們重點關注也是以人為中心，以人民為中心的服務到底效果怎么樣，一個城市的政務服務、交通服務，各種惠民服務到底怎么樣？以及環境問題、公共安全問題，該如何進行治理，效果怎么樣？這些都是我們評價的核心內容”。
在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信息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國家智慧城市標準化總體組副組長代紅看來，新型智慧城市的標準化，還需要通過完成對“三融五跨”的理解與深度發展，這不僅對于城市自身，更是從城市與城市之間去定義新型智慧城市所要參考的依據。
代紅介紹，所謂“三融五跨”，首先是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其次則是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這樣才能更好的實現新型智慧城市群的融合，讓信息化服務、數字化服務能夠在一個聯接順暢，可見可感的生態體系中不斷釋放價值。
實際上，對于智慧城市標準化總體組而言，還有另外一項工作極為重要，即是對不同城市進行分級分類的標準制定推進。
“作為智慧城市標準制定及評價組織，我們主要聚焦于把城市劃分成不同的類別，并形成科學有序的層級，相互對應，從國家的城市組織結構上，一層一層的去推動智慧城市的評價工作，并同時優化城市標準化的遞進”。代紅如是說。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融五跨”以及“城市細分層級”的標準化及評價推進過程中，我國新型智慧城市標準化領域下一步的重點工作逐步顯現出來，即是主要涉及評價指標的動態改進與完善、繼續加強標準化頂層布局、加強標準宣貫與應用實施、跟蹤參與標準化等方面的工作。代紅強調，希望各方共同努力，運用標準的力量促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基于此，新型智慧城市的美好未來值得我們去期待！
(原標題：標準落實擲地有聲 智慧城市迎發展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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